成都实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实践
4月29日，正是栽秧的繁忙季节，王志全安排了50多人忙着抢种。作为成都崇州市隆兴镇杨柳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他管理着1000多亩田地。完成合作社每一年制定的生产计划，王志全能够分享两成的收益，年收入8万~9万元。农业职业经理人是成都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的新鲜产物，其发源地崇州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已由最初的3个人发展到1000多人。它类似于建筑业的承包商和工商业的职业经理人。当天，全国都市现代农业暨"菜篮子"工程现场交流会的嘉宾还参观了王志全所管理的地区。而在此前几天，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四川省社科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和中央农村工作的智囊们，联合在崇州召开了对这1新鲜产物的课题研究。专家们将此定义为"农业共营制"。成都崇州的实验就是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聘请懂技术、会经营的种田能手担当职业经理人，负责合作社土地的生产经营管理，同时引导适应规模化种植的专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并打造"一站式"的农业服务超市平台。课题组负责人、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向《第一财经》表示，成都崇州的实验1是确保粮食安全，规模化经营又没有非粮化；2是解决了谁种田的问题，出现了农业职业经理人，农民成为一种职业；3是以低成本推动了范围经营，农民还没有丧失土地的控制权。课题组另外两位负责人--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罗必良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强调，崇州的这1实验具有普适性，可以在别的地区推行复制。农业"CEO"出现杨柳土地合作社成立于近年，当时村民以确权颁证后的101.2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以101.27亩二轮土地承包期剩余经营权年限，每亩作价900元出资，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这也是全国第一宗农民没有出钱，而是纯洁以土地入股，并进行工商注册的合作社。杨柳土地合作社理医治白癜风的特效药事长陈永建向本报介绍说，当时的状态是一些80后、90后年轻人不愿意种田，也不会种了，只有老年人种地，当时的想法是把这些土地集中起来采取机械化的方式耕作。集中起来的土地如何经营是合作社能否久长发展的关键。当时，崇州市农机局职工周维松办起了农机合作社。杨柳土地合作社就聘请周维松作为生产经理，指导合作社的农业生产。不过，周维松不收取分红，只是在耕作时收取农机服务费，这成为农业职业经理人的雏形。3年以后，王志全接受聘请担当了杨柳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其分配机制是依照2∶8比例与合作社分享生产收益。即扣除生产成本以后，两成归职业经理人，八成归合作社。2013年改成1∶2∶7，即提取1成的合作社公积金、两成收益给职业经理人，7成收益用于合作社土地入股的分红。陈永建介绍了这1运作模式：由合作社提出当年的生产计划，即每个季节种植什么作物，职业经理人实行这1计划，并根据计划提出本钱预算，再交由合作社股东大会审议，合作社通过后按此本钱支付职业经理人成本费用，待到收获后，再对收益进行分红。其中，职业经理人必须确保保底收益，否则要赔偿损失。可见，合作社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和公司董事会与CEO本质类似。王志全告知本报，他每一年能够收入8万~9万元。他曾担当过生产队长，后来又到成都打工，做起了装璜。后来回到崇州在其所在村流转了80多亩地，成立了志全农业合作社，随后受聘成为杨柳土地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作为职业经理人，王志全负责这些田地的生产经营，一方面需要种植技术，另外一方面则需要管理能力。杨柳土地合作社已从100多亩发展到1500多亩，这么大的面积对他是一个考验，王志全将其分成4个经营小组，又安排了各组负责人，构成了自己的生产经营团队。像王志全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已批量出现。目前，崇州市培养新型职业农民5960余人，其中农业职业经理人1460人，通过竞争上岗的有767人，初步建立起1支"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竞争性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而这1现象对农业生产带来的效果也是积极明显的。前述课题组研究发现，由于职业经理人的产生，有效解决了"谁来种田"和"科学种田"的问题，与农户家庭经营相比，由职业经理人经营的大春水稻种植平均每亩增产10，约110斤以上，生产资料投入与机耕机收获本着落15，约90元。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崇州实验的星星之火已在成都构成燎原之势。目前，成都市已有农业职业经理人7903名，他们活跃在全市19个区县的田间地头，在现代农业中大显身手。而当地政府连续出台政策助推这1创新快速发展。2012年以来，成都市农委等部门出台了关于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试行意见；成都市农委、财政局、科技局、人社局等出台了成都市农业职业经理人评价管理规定，建立起一套完全严格的考核管理体系。2013年，成都安排农民培训专项资金1200万元，其中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资金500万元。给政策，对农业职业经理人领办、新办生产基地给白癜风缘由予补贴，支持他们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对个人应缴的20缴费基数，由财政补贴12。创新带来的可期前景和良好政策的助推，加速了现代农业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职业经理人通过规模化生产增加收入，高于外出打工收入，同时照顾了家庭，使得一部分农业能手回流；另一方面，吸引技术人才进入，2013年年底，杨柳土地合作社已有7名30岁以下的大学生竞聘职业经理人上岗。在解决谁种田和科学种田的同时，也催生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由于农业职业经理人实行合作社的经营计划，一定要采购众多的社会化服务。为下落服务外包本钱，同时也有利于农业职业经理人专职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由此又催生构成了"一站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超市。这些农业服务超市，搭建农业技术咨询、农业劳务、全程机械化、农资配送、专业育秧、病虫统治、田间运输、粮食代烘代贮、粮食银行等"一站式"全程农业生产服务平台，所有服务项目、内容、标准、价格，均实现公然公示、明码标价，实现了适度范围经营对耕、种、管、收、卖等环节多样化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对接。目前，崇州市已分片建立农业服务超市9个，分别联结22个农机专业合作社或大户[共具有大中型农机具320台，从业人员662人]，16个植保专业服务组织[具有植保机械700余台]，6个劳务合作社，和工厂化育秧中心2个、集中育秧基地10个，服务面积达14.63万余亩。不仅如此，随着土地范围经营的扩大，职业经理人的现代经营管理、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农业品牌服务体系应运而生。比如，崇州前后试点了"5权"公然流转交易和抵押融资，获得金融机构贷款7.5亿元。明显，崇州实验与普遍的土地流转有着显著不同。首先社员是经营主体，农民对土地有控制权，种什么农民说了算，而且社员有退社自由，农民获得的是收益分红而不是租金；土地合作社主要从事水稻、小麦、油菜等粮油种植，而土地流转有的用于非粮生产，比如花卉苗木等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提供可复制经验成都崇州的实验正触碰中国农业的根本瓶颈，吸引罗必良和程国强来做此项研究的正是它的可复制性。他们都来自湖北，希望通过对这1做法的研究总结，能够在自己故乡进行复制，和构成全国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一个方向。罗必良表示，就全国整体而言，30多年来，农业经营体制的"集体所有、均田承包、家庭经营"的大格局几乎没有产生根本性变动。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入推动和农村土地与劳动力的快速活动，我国农业经营格局正面临侧重大变化。这个重大变化体现在：1是土地细碎化，几乎没有规模经济性；2是农户兼职化，农民已不以农为主；3是劳动力弱质化，留守农业的劳动力更是出现出老龄化与妇女化特点；4是农业副业化，农户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大幅着落；5是生产非粮化。罗必良表示，上述变化共同表明了农业不断"被边缘化"的问题。他们的前期研究表明，"弱者种地"、"差地种粮"的现象已广泛存在，势必成为国家农业安全特别是粮食安全的重要隐患。罗必良认为，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遇到最为辣手的瓶颈困难是：如何在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的条件下，推动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成都崇州的实验所探索的"农业共营制"构成了"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管住用途"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可复制性。罗必良表示，崇州实验的创新价值与启发意义在于其3大交易装置的构成。1是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构成土地的适度集中并达成土地经营与企业家经营的合作交易装置。2是农业职业经理人市场，改进了农业的知识分工与决策经营效率。3是农业生产性服务超市，增进了农业的技术分工与生产操作效率。罗认为，崇州的"农业共营制"作为新形势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创新，有效破解了家庭经营应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瓶颈，和统一经营层次被弱化的问题；优化了农业资源配置，实现了现代物质技术装备、企业家能力等先进生产要素与经营方式的高效对接；提高了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现代农业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增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崇州所探索和实践的"农业共营制"，有可能是破解我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重要突破口，昭示着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