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吃过午饭之后,我带施戈先是去到姐姐的村子里看望姐姐一家。我在姐姐家里现场办公,协助安排姐姐两个初中毕业的孙女分别进入当地一所卫校就读护理(大专)和一所高中。按照中考成绩,她们都不应该能够进入这样的学校学习。

从姐姐家出来,我们回到我出生的村子里小坐一会儿。施戈上一次回老家还是两年多前奶奶去世的时候,此后不再有空回去。话又说回来,兄妹俩对于施村没有什么感情,回不回去对他们来说不所谓。对于家乡土话,他们连听也都听不懂。

从宾阳老家回到南宁已到了晚餐时间,晚餐由秦超主任安排在阿强经营的餐馆吃有宾阳特色的菜式。如果在北京能够日常吃到这样的好货,那才算得上万事如意。那天晚上,来参加聚餐朋友的都是宾阳籍老乡,其中大部分在医科大学工作。这还是我离开广西5年多之后的首次聚会,大伙儿相谈甚欢,尤其是敬爱的印光局长。

德叔是广西著名的叉叉病学专家,和我是同学兼好朋友,所以彼此之间无话不说,包括一些很伤和气的过头话。德叔在叉叉术方面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工作卓有成就,在国内已有一定的影响。凭此,德叔有足有的理由享受成功的巨大喜悦和满足感,没有人对此有异议。

晚饭之后,因为时间还早,我送施戈回宾馆休息之后约上德叔出去喝茶聊天。我们的谈话总是无所顾忌而且海阔天阔,除了不扯人是非,什么样的话题都有可能触及。

不过,那一回的话题主要集中在“医学科学的进步”这一个见仁见智的敏感内容。在我看来,很多人都不能正确思索和面对这个问题,大都自我感觉良好,德叔也不例外。德叔在广西的确取得了十分优秀的成就,但他仍然离不开“书读得太少而想得太多”这个普遍的缺陷。

德叔说他们的工作早就与世界接轨,实际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将来的成就必定更加令世人瞩目。我当然不忍心严厉打击他的自豪感,再说,从他的角度来理解,不能一口咬定他在胡说八道。毕竟,他领衔的团队在开展叉叉术方面的例数颇多,疗效优良,挽救了众多原先为不治之症的患者生命。

我心悦诚服地赞赏了德叔的工作成就,但不认同他“医学科学水平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的说法。我提出诸多理由来支持我的观点。我说,叉叉术是外国人提出的,治疗方案的每一个步骤都是老外设定的。人们不能因为推广应用了别人提出并证实为有效的技术之后就可以大言不谗地将自己的学术水平拔高到与原创者平起平坐的高度。

我现身说法地举例说明。医院的相关科室一年收治的结核性胸膜炎患者就多于美国全国的总例数。但是,关于结核性胸膜炎的诊治方案还必须由欧美的医生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原始的医疗资源充足并不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原因很简单,他们的诊治步骤比较讲求规范,收集的数据比较可靠,由此理论化的意见能够指导人们的临床实践。

再譬如说,由袁隆平培育出某一种杂交水稻的优良品种,农业工人推广种植,完全有可能大面积播种,甚至亩产单产有可能比袁隆平当初的产量多几斤。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农业工人的农业科学水平能够与袁隆平同日而语。

和德叔的争论很是热烈,但貌似谁也说不服不了谁。德叔坚持认为,既然他们搞的例数已经足够多,而且疗效与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大致相当,某些指标还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他们的水平就已经明白无误地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看到德叔死不讲道理,我也有些生气,便来了一句:“德叔,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和我一样,都还是医疗民工。”

农民工是指那些在工头监督下严格按照施工合同进行简单的、重复的、没有创造性的劳动的人群。这里当然没有不尊重农民工的意思,他们的劳动即使不具备创造性也是伟大的,其劳动的结果是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只要劳动,就很光荣。

同理,无论德叔开展的日常工作的例数有多大,由于不具有创造性,本质上始终可以被认为属于“医疗民工”这一范畴。纵然如此,德叔的工作永远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是无上光荣的,因为他们挽救了大量垂危的病人。然而,这无法改变其劳动没有创造性或者说“医疗民工”这一事实。

必须承认,我的工作也没有多少创造性,我本人本质上也确实还是医疗民工。之所以写此博文,是因为希望能够与德叔们共勉。只有正确认识我们的不足之处,努力更新我们的观念,依据科学原理脚踏实地开展我们的工作,我们才有希望缩短与国际先进的医学科学水平之间的差距。

如若不然,我们永无入流的那一天。

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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