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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
图文
邓永欣
邓永欣：人子（一）十月二十四
邓永欣：人子（二）行文真难
邓永欣：人子（三）初为人子
邓永欣：人子（四）散养的孩子
邓永欣：人子（五）一九六零年的记忆
邓永欣：人子（六）坎坷求学路
邓永欣：人子（七）父亲故事里的故事
邓永欣：人子（八）我家那块自留地
邓永欣：人子（九）穷苦孩子的快乐事
邓永欣：人子（十）从军前后那些事
邓永欣：人子（十一）我与班长的缘分
邓永欣：人子（十二）我的兄弟姐妹
邓永欣：人子（十三）母亲这一辈子
邓永欣：人子（十四）父母纷争的往事
邓永欣：人子（十五）八十二天内的变故
邓永欣：人子（十六）父亲的坎坷经历
第十七章父亲的晚年
赡养父母需要钱，亲力亲为，善待父母，比拿钱更难。
据我们村好多老人们传说，当年郑板桥在潍县被恶势力诬陷，被迫辞官时，临走的时候，在潍县城门口，面对为他送行的潍县父老乡亲时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希望你们像养孩子一样赡养你们的父母，你们每个人只要做到这一点，我就放心了”。这句话虽然有点粗俗，听起来不像是郑板桥那样的文人说的，但这句话的内涵，却极为深刻而丰富。大凡为人父母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体会，生养一个孩子确实不容易。从孩子呱呱坠地，到自食其力，父母要付出多少的艰辛是任何人也说不清楚的。在农村生活的我，大体留意了一下，农村养一个孩子，最少的十七八年，多的需要二十三四年。这十七八年的是初中毕业就去打工挣钱的人，这二十三四年的是大学毕业的人，更有甚者，像读完研究生的人，三十多年还不能自立。这部分人大学毕业以后，在找工作上是高不成低不就，有些人整天不是上网就是玩手机，三五年下来依然还当他的“啃”老族。他们根本不能独立生活，可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依旧那么心安理得。这些还不算完，儿女结婚买房子，这当父母的哪一个不是倾其所有？有的甚至还是债台高筑。相比之下，父母晚年的需求就微不足道了。尽管如此，郑板桥这样的要求，不仅我无法做到，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做不到。现在比较普遍的社会规律是，父母对儿女的付出有十分，儿女对父母的回报有两三分就相当不错了，就这两三分，很有可能就会成为方圆百里的大孝子。
自从一九九七年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就一个人生活在我的老房子里。要说是老房子，其实我那房子也不算太老，我那房子是一九八九年盖的。房子盖好后我全家只住了一年，一九九零年农历正月初六，为了工作方便，我一家人全都搬到我的工作单位，在寺头初中居住，并且一直住到现在。自从我那房子盖起来那一天起，父母亲就一直住在那所房子里面。母亲去世时，父亲已经七十五岁，我接受在母亲身上的教训，决心好好善待老父亲，绝不能再出现“子欲孝，而亲不待”的局面。我始终觉得，父亲偌大年纪，一个人单独居住，已不太合适，有个头疼脑热，偶感风寒之类的，面前没人照料是不行的。当时我的意见是，父亲的生活起居，完全由我兄弟三人轮流照料，在谁家里吃饭，就在谁家里住宿，小来小去的病症，一概由本人出医药费，大灾大病的，医药费大家共同承担。我这个意见其他人都很赞同，我满以为父亲也一定会很支持。当我把这个安排方案告诉父亲时，他坚决不同意，他执意一个人住在我那房子里，无论我怎么做工作，依然不能解决问题。既然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只能恭敬不如从命，让他一人住在那里，我们这些当儿女的，往家跑的勤一点也就是了。
父亲在我那房子里一住就是四年，这四年当中，前二年当属正常，父亲的身体也可以，这后二年就不那么令人满意，特别是父亲在喝酒方面完全失去控制。没有了母亲的唠叨，父亲喝起酒来可谓是如鱼得水，自由自在，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想喝到何时就喝到何时，无拘无束，肆无忌惮。不想喝酒时一天喝三次，想喝酒时一天喝一次。可就是这一次最让人揪心，他这一次是从早上起来一直喝到天黑。他基本是天天都喝得醉醺醺，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有一天的晚上，他白天喝了一整天的酒，一个人在家感觉无趣，忽然想起，要出去串个门子。他喝酒喝得头重脚轻，一不小心一脚迈到崖头下面去了，走路的邻居把他拉起来，并立即告诉了我大哥，我大哥见他那血头、血脸的样子，真是又气又急，又不知道说他什么好。父亲喝酒还有一个特点，喝了酒不吃饭，就是下酒的菜也吃得很少。长时期处在这种状态下，父亲的身体难免每况俞下，我们这当儿女的心里干着急，无计可施。
日月流逝到二零零二年春天，情况发展的尤为严重，竟然睡眠也出现了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单单是因为喝酒造成的。其主要原因是我家一位邻居的去世，对他的打击特别大，我那邻居姓陈叫陈献章。他比我大哥大两岁，与我父亲称兄道弟，是父亲看着他长大的，他与我家的关系从上辈子就处的相当好。他家在我们村是单门独户，他母亲因为姓邓，父亲称她为大姑，他家无论大事小节，每次都少不了我父亲的影子。我家打墙盖屋或偶遇难题，不用分说，他必然是奉陪到底。自达他当了我村的支部书记以后，对我家的帮助更大，我结婚前急需盖房子，苦于没有宅基地，在他的倡导下，打破了我村延续几十年的不划宅基地的顽疾，我这才顺利盖起了房子，我全家对他都心存感激。我退伍回家后，我还和他在我们村的党支部里处了好几年的伙计，我俩相处的也十分融洽。就是这么一个人，虚岁五十八就去世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一个人独居在家，几杯酒下肚后，到处都是陈宪章的影子，晚上睡觉一闭上眼睛，它的音容笑貌必然会出现在父亲的梦境里。每当这时，父亲就再无睡意，一直思考到天明。我几近观察，总觉得父亲的身体没有实质性问题，主要是精神上的问题。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只有让父亲换一个环境生活，也就是让他离开我的那个家，离开他住了一辈子的村子。我同其他兄弟商量后，就把父亲接到我家里，与我一起住在学校里，直到父亲去世，也没让他再搬到我原来的房子里。
父亲搬到我家以后，为防万一，医院做了一次系统的身体检查，医生告诉我父亲的身体与我先前估计的一样，基本没什么问题。只是有一部分脑血管，局部有点硬化，老年人出现这点小毛病很正常。那天检查费花去了一千二百多，医生给开的药才花了五十四元钱。我同医生商量，为了父亲的状况尽快得到改善，能否用点针剂？我的想法得到了医生的赞许，医生再次给父亲开了一个疗程的脉络宁注射液。回家后药用了不到一半，父亲的精神状态就恢复了正常。像父亲这种病，单纯药物治疗不可能好的如此快，我想主要还是换了环境，改善了他的精神面貌，才出现了如此好的结果。这一次父亲在我家，从农历五月初一直住到第二年二月初十，八个多月的时间父亲酒喝得虽然少了很多，但身体却强壮了许多。二月初十，父亲被我大哥接到他家住了两个月，后又被我弟弟接了去，直到七月底我才再一次把父亲接回我家里，父亲的身体一直不错，我们皆大欢喜，岂不知病魔已毫无声息，悄悄的向我的父亲走来。
二零零三年的中秋节刚过，我感觉父亲好像那儿有点不大对劲，具体是哪儿不对劲，我说不上来。让我感觉不对劲的原因是中秋节晚上，我给他倒上酒，他只喝了两小盅就不喝了，他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他喝酒的特点我是再清楚不过的，他不喝的舌头发硬，口齿不清是放不下酒杯的。在当时我也没太在意，身体偶有不适不想喝酒也很正常。以后连续好几天他都滴酒未沾，我把酒拿给他时他总是摆摆手说“不想喝”。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不怎么，就是不想喝，”这时我想会不会父亲的身体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一个人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突然改变，总归不是什么好预兆。果不其然，三天后的早上，早饭他几乎没有吃，我再一次问他怎么了？他说有点憋气。医院不到三百米，医院里，让医生看看到底是怎么的。医院的检查情况之前，我必须先说另一个问题。一个人生了病的时候，医院求医问药，在医院若是碰上一个医德高尚的大夫，责任心就强，检查的也仔细，其医疗措施就得当，这病人就会很快痊愈。若碰上一个不负责任的医生，这个病人那就惨了，因此而丧了性命也是常有的事。医院就碰上了两个不负责任的医生，差一点就撒手西去。首先给父亲做检查的是李医生，他基本没做什么检查，他给父亲开了两张单子，一张是做心电图的单子，另一张是做胸透的单子。检查结果是父亲的心率每分钟次，其胸透结果正常。李医生据此认为父亲是年老心衰，给父亲开了治疗心脏病的药物，让父亲住院治疗。经过四天的治疗，父亲的病情不但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反而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心率已经达到每分钟次。幸好第五天鲁永东副院长当班，他查房时认真仔细的给父亲做了检查，当他叩击父亲的背部时，背部左侧发出很沉闷的声音。他给父亲开了一张拍胸部X光片的单子，其结果着实让我吃惊不小，父亲的左侧胸腔，被积液占去了百分之七十，父亲得的是结核性胸膜炎。还是鲁永东院长，亲自为父亲把胸腔的积液分三次抽出，第一次抽了毫升，第二三次各抽了毫升。抽出积液后父亲的喘气顿时均匀了许多，心率也迅速恢复到正常数值。事后我真的后怕极了，如果没有鲁永东院长查房，如果继续让李医生给父亲治疗下去，我敢肯定的说“不用五天我父亲的生命就结束了”。这里面不负责任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李医生，他如果像鲁永东那样给父亲仔细的做检查的话，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凭他十几年当医生的经验，这一点能力他还是有的。还有一个是放射科那个姓刘的医生，他是一个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的人。父亲胸腔积水如此严重，做胸透检查时能看不出来？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就是让我这个炊事员站在X光机前面看的话，我也完全能看得出来的。在当时我对鲁永东院长说“这个刘医生好幸运，碰到我这么一个不爱闹事的人，如果换了别人的话，这一次他的难看就大了”。鲁院长笑了笑说“就原谅他太年轻吧”。我说“事已至此，多说一些别的已经于事无补，我只能放过他这一次”。经过四个月的抗结核治疗，父亲的身体总算恢复了正常，不过从此以后，父亲再也没像以前那样香甜的喝过一次酒。
父亲得的是的是结核性胸膜炎，谁都知道，这种病是传染病的一种，并且传染性极强，医院里那是要隔离治疗的。鉴于此种原因，在父亲的治疗期间，还发生了一段本不该发生的小插曲。在那段日子里有好些时候，父亲吃饭时，总是剩下那么一点点。他这一辈子，早已养成爱惜粮食的习惯，他吃剩的饭菜，如果倒掉他觉得可惜，所以他总是要求别人吃下去。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我大哥在场的话，他将毫不犹豫的吃了下去，可是我却做不到。与其为了爱惜这一点饭菜，一旦被传染上结核就得不尚失。可我的父亲却不那么认为，有一次他吃罢早饭，把剩下的饭菜给我吃，我当时没来得及多想，就直接把他剩下的饭菜倒进了垃圾桶里。父亲见状立马就火了，他说“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巴成人，我从来也没嫌你脏过，如今要你吃我的剩饭，你倒嫌我脏起来了，不知你的良心过得去过不去”？我被父亲数落的脑袋嗡嗡作响，却无言作答，我觉得委屈，却又无法跟他解释。正好那天上午我的岳父岳母来我家探望父亲，父亲对我岳父母诉说此事时，竟然痛哭流涕。因为自己一时的粗心大意，竟让父亲如此的不满意，我后悔莫及。从此以后，我多了一个心眼，他再让我吃他的剩饭的时候，我把那些剩饭恭恭敬敬的端到我家的厨房里，然后再倒进垃圾桶里。反正我只要不是当着父亲的面倒掉他的剩饭，我与父亲就相安无事，其结局是皆大欢喜。我写此段文字的时候我在想，这件小事能不能也给别人乃之后人带来一点启迪？
父亲的胸膜炎刚刚治疗的差不多，没成想更严重的疾病，像魔鬼一样再一次向父亲扑来。二零零四年正月二十四的早上，天还没亮，我妻子就起了床，她给教委烧取暖锅炉，所以起得特别早。当她走到父亲的房子门前时，发现父亲房里的灯亮着，不经意之间往房间里瞧了一下，这一瞧不要紧，发现父亲连人带被子全在地板上。他立即跑回来把我叫起来，我俩急急忙忙跑进父亲的房间里。我赶忙叫了一下父亲，父亲立即回应了一声，我发现父亲的神智还算清醒，只是说话口齿不清。我稍微松了口气，我让他把腿和胳膊依次动了一下，发现右腿和右胳膊没问题，而左边的手和脚几乎不能活动了，我的心头紧了一下，父亲这是中风了，也就是得了脑血栓。我把父亲抱到床，医院，把鲁永东院长找来，为父亲做了详细的检查。鲁永东院长告诉我，单就我父亲的病情来说，脑血栓病人之中，他算是比较轻的，可惜就是他年龄太大了，不然的话恢复起来是没问题。像他这个岁数恢复起来可能很慢，治疗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急是急不得的。经过鲁院长二十多天的精心治疗，父亲吃饭说话已无大碍，可左手依然不能拿东西，左腿也无法站立。鲁院长告诉我，父亲的病情已经很稳定，无须再做进一步治疗。剩下的事，就是进行恢复性锻炼，如果锻炼的好的话，回复行走能力完全没问题。要说锻炼，对年轻力壮者来说，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可对一个脑血栓病人来说，谈何容易。农历二月十六那天的上午，我带上一个马扎小凳子，同父亲开始了艰难的锻炼之路，由于父亲左腿不能站立，他身体的重量几乎全在我身上。他的两只胳膊搭在我的双肩上，一步一步，艰难的前行，每一步，大约前行二十几厘米，走不了十几步，父亲就气喘吁吁。到这时，我只好放下我随身携带的马扎子，让父亲稍作休息，稍后再继续前行。从父亲的住的房间出发，在我们学校的院子里绕一圈，大约一百四十米，我陪父亲第一次走完这段距离时，可真不容易。我记得全国的百米纪录好像是10.04秒，我同父亲第一次走完这一百四十米，整整用了一个小时，即便是这样，我们父子俩的激动心情，一点也不亚于运动员们跑完那一百米。就是这样，我陪父亲每天走三次，每次走三圈，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我俩从没有间断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走得越来越好，距离也越来越远，到农历三月底的时候，父亲就能不用我扶持，一口气自己走完那一百四十米。这样的奇迹，不仅我本人高兴，父亲自己心里那种喜悦，也是不言而喻的。之后我又给父亲在树上绑上一个滑轮，用一根绳子拴上两块砖头，绳子的另一端通过滑轮，拴在父亲伸手能够得着的地方，当父亲每次走到那地方时，用他有病的左手，抓起绳子拉几下，这样天天如此从未间断。农历六月初父亲就可以在不用拐杖支撑的情况下，一口气攀登九级台阶。多少年来我时不时的从新闻媒体看到一些我十分反感的东西，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有那么一些人，为了给父母那一点赡养费，闹得不可开交，有的对簿公堂，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实在难以理解，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值得庆幸的是，我父母在晚年没遇上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兄妹们，人虽然都不富裕，但是对父母的供给一直很充足。在这方面我四妹永华做的尤其好，她在经济上为父母做的最多。尽管这样，我觉得我们依然不能算是完美的儿女，我下面要说的则是另外一个问题。父母的晚年生活，在有的时候无法用钱去解决问题，即便是钱再多，父母也有花不了钱的时候，这时候的父母需要儿女们亲力亲为，为父母做一点父母急需的事情。就像我的父亲需要我天天陪他走路这件事一样，能够坚持天天如此确实很难，比给他拿钱难多了。父亲一年最少在我家住半年，在我家期间父亲走路，走的很好，可回家住上几个月回来时，就走不了路了。回来经过二十天的锻炼，就又能走起来。当然，不是我大哥和我弟弟对父亲做的不好，他们确实是力不从心。大哥养鸭，白天黑夜都吃住在鸭棚里，我弟弟在镇中心小学当教师，天天都得早出晚归，如果要求他像我一样陪父亲锻炼，实际是不可能的，他们俩，谁都没有那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陪着父亲一天三次的走下去。父亲从二零零四年走到二零一零年，一共坚持了六年，这六年当中，只要父亲在我家居住，每日三餐过后，父亲在前面走，我伴随在父亲的身后，天天如此，日复一日。说实话，我与父亲都觉得有点乏味，可为了避免父亲卧床不起，我父子俩即便是再乏味也必须得坚持。我的同事每当看见我陪父亲行走，便有人开玩笑说“老邓给他父亲上课，即严格又准时”。他们虽然只是一句玩笑，可我心中的那种无奈有谁会知道？二零一零年的秋天，我再次把父亲从大哥家接回，我原本想着与以往一样，继续陪父亲锻炼下去。我试图再让父亲走起来，可这一次没能让我如愿，我扶着父亲走了没多远，父亲就气喘吁吁，我试了一下父亲的脉搏，一分钟一百三十多次。父亲的体力真的不行了，已经没有了再走走的力气了，我无奈的不得不放弃。直到父亲去世，我再也没机会重新体验一下陪着父亲走路的滋味。
邓永欣，笔名白头饭翁，年出生于寺头镇雕窝村，中共党员，寺头初中伙房师傅，现已退休，仍笔耕不辍，喜爱写作，自写传记4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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