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德孚，是位不太一样的老人家，无论中医或西医，大概都不能概括他，他的人生经历和中医事业，更像是一种值得，并需要现代人学习的生命现象，如他所言，就算是大树的种子，掉到了墙根儿，也要顽强的生长，不是每一个树木都会长得笔直，但并不妨碍它拥有强韧的生命力。潘德孚老人就像这样的野生大树，他遵循着大自然既有的规律，坚定地传播这个道理，对于所谓的疾病，他归罪于这个时代爆炸式信息的干扰，以及人为过度的干预，生命本能和知觉渐渐被淹没……
老人家说天下无癌，是在说天下无贼！
所以身体之癌，更多的是思想之癌，这才是最让人悲观和绝望的……为此，老人在83岁的一天，带着老顽童的悲愤和疲惫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寂静的冬日盘山，整理着几年前和潘老的访谈，还原了现场对话，还会为老人的故事动心。如果有机会，我一定拍成电影，让潘老的故事给更多人看到。
这篇访谈留下了老人家的音容笑貌，那段时光的回响，犹如昨天。
无叛逆，不中医！田原：潘老师好，很早就听闻您这位中医斗士，中医“批判性写作”的代表，说了很多人想说不敢说的话。好奇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民间老中医……（笑）
潘德孚：就是专门放大炮的。（笑）
田原：很高兴能和您做深度访谈，慢慢聊您的故事。
潘德孚：我的故事聊不完呐。
田原：那也得聊啊，这段时间看了您发表的一些观点，包括对生命的认知和对现代医学的反思等等，我也认同啊，最近您新的思考点是什么？
潘德孚：我觉得我的特点就在不断挖掘，最近我挖掘了一个新概念，就叫“被病”。这个“被病”想讲给大家知道啊！
田原：“被病”，曾经有人“被精神病”，还有很多明星被离婚、被死亡。
潘德孚：不只是被精神病，比方说，白血病、非典，给你一个名称，就是一个“被病”。为什么？我要讲道理呢。比方说，非典是什么？实际上来自一种时运、时气，这种时气过来了，大家就容易得这一种类型的病，就是大家都发烧。但是生命怎么对抗这个病呢？恰恰就是用发烧来对抗它。
田原：发烧不是病，它是我们的生命与自然气候对话的一种表现。这是中医的思维。
潘德孚：对了。“时气”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一段时间，我们一定的人群身上有一定的反应，就是到了一种应该发烧的气候了，他就发烧了。但是呢，被说成是感染了病毒……说成感染呢，就要打针退烧、给抗生素。但是他这种治病方法是个什么情况呢？过一两天，其中有些人退烧了，有些人还是没能退烧。退烧的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抵抗力好啊，实际上不是抗生素治好他的，是他自己好的。
我们现在都错误地认为，好比我的病好了，我就认为这个医生真有本事。但是我所有治好的病人，不管怎么难的病，癌症、肝癌、肺癌……他好了，说感激你，说我救了他的命，我说，这个病是你自己治好的，你都不知道。我说是你自己救了你自己，假使你自己救不了自己，我能给你治好吗？
田原：您还是帮了忙的，比如前面一个上坡的人力车，您在后面推了一把，不过如果车夫不干了，您这个忙也帮不上了。的确，感冒也好，发烧也好，都是生命的本能反应。
潘德孚：对，既然生命是自己的，什么叫感冒？你说感冒叫病吗？常常吃感冒药的人为什么还是常常生感冒病呢？凡是治不好的病，规定常常吃药的病，这个病就不是病。什么道理呢？它是人的一种功能，自我调节的，要高就高，要低就低。刘翔跳高的时候，比方说他血压可能会到，他的血糖供给也是很高的，他必须有高血糖，但是呢，落地就没有了。这就好比你开车供油，油压要高，迈有迈的油压，30迈有30迈的油压。
既然这个病治不好，你干嘛吃他的药？想把病治好，必须要吃治好病的药，治不好病的药，吃着吃着，反而吃出病来了，第二种病、第三种病，就都出来了。比如糖尿病，没有糖尿病的人，都有血糖9.0、12.0的情况，但是你吃药，就老疲乏，这个疲乏实际是吃药吃出来的，你自找麻烦嘛。这就是一种“被病”啊，就落入了一个陷阱。血糖高，我们可以控制，用饮食来控制，但不是以他这个标准，而是以身体舒不舒服为标准。
“感冒”也是这样，它不是病，是生命感到了冒犯。你感到冒犯了，怎么样对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套方法。比方说，感冒，你流鼻水，他流鼻涕，他觉得上火，他觉得冰冷……
田原：不同感冒症状，如同不同人面对突发事件的反应，各种反应都是正常的。
潘德孚：对啊，所以感冒的症状都不一样，光是一个地方就有多种不一样的感觉了。还有咳嗽呢，有咳痰和无咳痰，有汗无汗，怕不怕风，还有喉咙通不通……感冒的症状合起来就一大堆，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田原：曾经一位西医大夫跟我说，抗生素也好，一些止咳化痰的西药也好，都在帮助你控制病情，比方高烧，烧久了可能会伤到脑部，咳嗽太久可能会伤到肺部。但是你这个病想要好，还是要自己的免疫力起来，这也是他建议病人补充营养的原因。西医有自己的认识体系。所以，一套体系的背后是我们怎样看待和理解，认知生命。
潘德孚：我在温州图书馆做了一次报告，我说，你们生的孩子，念到高中，你培养他们也不容易，千万别去念医学院。他们说为什么呢？我说医学院不是培养医生的，假使他是培养医生的，医院里的医生还会只开三单吗？先开检查单，拿检查单来再开药单，拿药单来，诶，治不好啊，治不好我就给你开住院单，这就是开三单。他不是看病啊，他是开单啊。
体系是什么？第一，看病，尽可能地把病名说得多，但是用得少，结果所有的病好像都是一个炎症啦。你看，头上脑膜炎、结膜炎，到了鼻孔，鼻炎，到了咽喉，咽喉炎，到了肺里，胸膜炎、肺炎，或者气管炎，到了下面脚里就是关节炎。炎症怎么办？消炎啊，只有一种药，就是抗生素。没有抗生素医生赚不来饭吃，变成这样了。所以说卫生部表态说把抗生素的使用率从96%减少到3%。
我跟你讲，有一个病人，跟我成朋友了。他的儿子有一天发烧，从学校回来，体温39度以上啦，摸摸手，手冰凉，他说我马上用你的方法，拉手指。
田原：一个一个的拉手指？
潘德孚：对。拉手指不是有吡嘣吡嘣的响声嘛，拉响了之后，给他搓手指，给他搓出汗了之后，他就上学校去了。
田原：通了，高的就下来了，低的就上去了。
潘德孚：对，他说哎呀，你这个方法真好。这就是人家问我，我的孩子发烧，医院，那怎么办？你总要帮它吧？我说行，流鼻水的吃苏叶，流鼻涕的吃桑叶。桑叶不是凉的嘛，苏叶不是温的嘛。如果还高烧，手脚冰冷，那你得小心，为什么？可能会惊厥，他气通不过来惊厥啊，我说拉手指，搓热，就好了。必须搓热，温度再高你也不理它，只要全身一样温度就行，这就是方法。
生命系统自己会找这个平衡的。所以我说生命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这里痛，这里生了一个疖。为什么一灸就好？你不灸会怎么样？整个疖子化脓破掉了，它也会好，但是又会有第二个疖子出来。有句话叫“九子十三孙”生完一个又生一个。扁担疖，就是乡下人挑东西，挑长久了，他这里呢，就有瘀血，发完一个又发一个，发起来没完。那怎么样把它止住？灸了就不发了。其实呢，用麻黄治那个发烧，也是一样的道理。他表现的是怕冷，长期的受寒，寒气越聚越多，他就发病了。发病了呢，我们给他灸，或者是用温补的方法，就是用什么好比外治的方法，使他重新恢复平衡，恢复温和。
田原：这个怕冷像北方暖气管道有堵塞，热量不平衡。
潘德孚：我许多病人是这样的。他体温升高，打电话来，怎么办？不要紧，我说体温升高就会退烧了！不出我所言，所以他们信任我。我都告诉他，你吃了我的药之后。如果体温升高，我说体温一定要升高。如果升高，你给我打电话，你要告诉我啊，你不能乱处理。医院里挂水就糟糕啦！我告诉他不要挂。所以我一定要跟病人联系，这是医生的责任。
田原：有些人的体温不一样，您怎么理解？有医家说体温低的人，相对来讲是阳虚的体质。
潘德孚：这也是不对的，生命是有特异性的，每一个生命都是特异的，都不一样。
田原：但是您凭什么判断这个特异性呢？
潘德孚：那就是你觉得舒服，就不是生病。
田原：问题是好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舒服，什么是不舒服，“亚健康状态”风靡全世界。（笑）面对身体的一些不舒服，就像面对缺斤短两一样，已经习惯了，甚至很多老年人，很自然就接受了所谓退行性疾病的观念。
潘德孚：亚健康这个概念就是错误的。15岁就开始“革命”田原：很好奇，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带来您今天对生命的深度思考，因为29岁得过的一场大病吗？
潘德孚：我是这样，医院的，医院，温州是鹿城嘛，医院，医院很少的，医院嘛，但是能登记的很少。我妈妈36岁得结核病，我爸爸在我家里的一个小花园里，专门造了一个房子给我妈妈住。空气好有绿植，他就让我妈妈天天躺在床上，饭什么的都给她送过来吃。那时候我家里有佣人啊。但是也没有用的，我妈妈36岁就死掉了。
田原：爸爸对妈妈真好，爸爸那会儿一定是西医的思维方式？
潘德孚：西医的思想，就是让她躺着休养，吃好的营养。
田原：您那时候多大年纪？
潘德孚：6岁吧，我家里三个哥哥，老四是姐姐，我是老五，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后来妈妈死了，我爸爸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三个。
田原：兄弟姐妹十个，这是大家族了。
潘德孚：我现在还是一个大家庭啊。哥哥虽然都走了，但是我大姐还在，82岁，我79岁，还有我妹妹，一个78岁，一个73岁。我继母生的三个孩子现在也都在呢。
田原：爸爸什么时候走的？
潘德孚：爸爸51岁就走了。我爸爸是自杀的，年。为什么自杀呢？他本来没有参加政治活动，他是医生，不要紧的。但是当时医生也一样啊，要结交的都是国民党的一些头面人物啊，他觉得自己可能会受牵连，其实还没有受牵连嘛，他就自杀了。
田原：记得爸爸的一些什么吗？
潘德孚：很聪明，很强。他是十三四岁爸爸妈妈都死了，他就是两兄弟流浪到温州。后来他就去学习西医，就当了学徒，医院。
田原：爸爸是西医，您后来怎么走上中医这条路的？
潘德孚：这个事很有意思的，因为我自己的脾气不好，到好几个单位都跟领导吵架。解放的时候我只有15岁，那时候爸爸让我去念书，我是很要面子的，我中学，第四个学期有七门课不及格，就觉得这个成绩单拿给爸爸不行，要给他骂一通的。我就把成绩单放在袋子里，我去参军了！（笑）当了一个区中队的队员。
田原：（笑）不愿意学习，对什么感兴趣呢？
潘德孚：革命。
田原：15岁就有了革命精神。革命之后干什么去，想过吗？
潘德孚：领导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愿意当兵。后来呢，我从部队回来了，没三个月就给调到税务局去。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税务了，要人，领导让就我去了。干了一年，我爸爸就叫我回家，为什么？我生病了，疟疾。当时还有公费医疗呢。因为在农村里东跑西跑的，天天给蚊子叮、咬，就发烧了。发烧了回家，爸爸让我去住院。因为疟疾是很好治的，住了几天院，好了之后，我爸爸就说你不要回税务局去干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是税务局啊，那时候交个税，要背着钱到处走，从农村背到城里来缴。
他说你这么小的年纪，人家一巴掌给你，你就吃不消了，把你收的钱都抢走了怎么办？家里赔不起的，我得倾家荡产啊。我想想也是对的，就辞职了。那时候辞职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都是白干的，叫供给制，一个月，给你的零用费是一斤猪肉，折成钱是六毛，四两黄烟，折成钱是一毛二。一个月的供给，七毛二，你拿去当零用。
田原：六十年前的事儿了吧，几毛几还记得。（笑）
潘德孚：我都记得的。公家给你两套衣服，一套棉衣，一套单衣。我去辞职呢，他不给我辞，我就把这些衣服都还给你，我不要了，赤条条出门，就回家了。离职了以后呢，我爸爸要我回老地方，就是温州一中去念，我不愿意去念，我说我要去考高中。以前的同学都毕业了，念高中了，我还念初中，像话么！他说你这是虚荣心。我说我只要考上就行了。我在家里学了三个月，就考上温州师范啊，是以第四名被录取的。录取之后呢，我以为这下上高中了，结果呢，入学要注册，注册说我同等学历不合格，你起码要念四个学期，我只念了三个半学期，而且三个半学期成绩单还是红的。（笑）学校说不合格。我说我参加革命了，再一个，我以第四名被录取的，你不是按成绩吗？那时候学校已经开始有官僚，为这个事呢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的。
后来接着念书，念书呢，又给开除了，开除的结果，还是这么写的：该生品质恶劣，屡教不改，故予退学。
田原：这又是为什么？
潘德孚：就因为有个女同学给我哥哥写了一封求爱信，委托我交给我哥哥。那个时候呢，说这叫做资产阶级恋爱观，那我是送信的，我也是资产阶级恋爱观，要我检讨。我就不检讨，我说邮差天天送信，每年都有恋爱信，他不检讨，我怎么检讨呢？
田原：老师觉得这个学生真不好对付。（笑）
潘德孚：他觉得我话是对的，但是他面子拉不下来啊。我还专门找到那个教育科科长，那时候还只有科呢，地区的教育科科长就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局长。我和他说明情况啊，他给我一张退学单，怎么讲得过去？局长一想，这个潘德孚也是对的，他说你过几天来，我把校长叫过来。过了几天之后，把我们叫过去谈，我就把我的情况摆出来，你说我品质恶劣，我到底是强奸妇女，还是杀人放火，还是贪污腐败？你给我讲清楚啊！送一封信怎么叫品质恶劣呢？那些老师都没话讲了。我那时候17岁。
田原：这是演讲的节奏啊。（笑）
潘德孚：我就是喜欢讲话，喜欢质疑。
田原：喜欢质疑，喜欢讲话，喜欢跟人家辩论，我要跟你叫个真儿。（笑）
潘德孚：我要较真的。
田原：有没有算过被开除过多少次？
潘德孚：我第一次开除是小时候念四年级。我爸爸领我去看下个学期该缴什么费用呢。那时候，学校里大概有一张成绩单，学生情况都贴在那里，结果我的名字下面就写着：该生顽皮，不可教育，下学期请到别的学校学习。
田原：挺严重了……您那时候有多顽皮？
潘德孚：我觉得不是顽皮，我力气没有人家大，经常还被人家打哭了呢。但是我干什么事儿，好比老师、大人讲话，我都得想一想，我不是很听话。
田原：你会质疑他，会让老师没有面子。
潘德孚：我不知道怎么给他们面子，我也不知道了。你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不吃这一套。所以大人们都觉得这个孩子不大听话，老师看着我总是不顺眼嘛。后来我就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学习，另外这学校呢，我已经年纪大起来了，到五年级、六年级了，也老三、老四了。那个学校的校长是我爸爸的朋友，他经常到我家里来，告诉我爸爸我在学校里很调皮，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调皮。那时候是国民党时代嘛，班主任看我不顺眼，拿了一个戒尺，经常会敲我的头，我的头经常起包的。现在老师敲学生不行了。（笑）我回家也不讲，我只是再也不愿意念书了。
后来我大部分时间就是逃学，作业也不做了，我成绩就不及格了。念到大概是六年级第一个学期，我就被留级了。还有一个人比我更差的是降级。
田原：工作了，对领导也是这个思维模式，然后领导也不喜欢您？
潘德孚：对，领导当然不喜欢我，领导也是要听好话的。质疑质疑，又把自己质疑得开除了。（笑）后来干了很多工作呢，就发现领导的话我都听不进去。
田原：知道自己脾气暴躁。
潘德孚：也不是暴躁，跟人家抗。我觉得他们都不如我，我要跟领导顶。（笑）
寻寻觅觅，都是为了中医田原：后来什么情况下当医生了呢？
潘德孚：那会我被学校开除了嘛，开除就开除，大不了另外找嘛。但是另外找工作就不好找了，你是给学校开除的……正好我的哥哥在学农业呢，他就把米丘林那套思想传给我。解放后，大概是年，大家都没有工作，小商店也开不起来，没生意。我们几个人就要到乡下去，合作，把山买了半片，搞一条河养鱼，还有一块田种菜，挖山开荒种番薯。我全家入伙，一起搞，其实只有我在搞。那边农村里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城市里的三个人都没有去。
我在那里干得很积极，后来又养鹅。养鹅我半夜都不能睡觉，为什么呢？鹅生下小蛋，蛋敷成小鹅，晚上天气冷，要把它们堆在一块，要给它们喂食，很辛苦的。但是呢，我们都是第一次当农民，技术不行，鹅养不大，半路都死掉了；鱼呢，发大水，全冲走了；还有秋菜呢，就是那些包心菜，它不包心，都裂开了……搞了一年，没收获，失败了。失败了我就跑，这些东西不要了，我就都跑到哥哥那里去。我哥哥的同学，唱歌很好，我就跟他学练声。我还要当音乐家呢。
田原：好玩儿……貌似这些都是梦想吧？（笑）
潘德孚：我的梦想太多了，本来想当农业家，失败了，又想当音乐家，学了一年，我哥哥的同学教我练音，后来发现自己唱歌跑调，放弃这个梦想，我又跑到临海，我哥呢正好在临海大办农业社，在山顶上一个村子，那里没有会计，我说我就在这里当会计吧，就在他那里当五年的会计。到了年反右派，58年嘛成立了什么队伍，我呢，在种田方面呢，该怎么使农民有得吃，我的方法跟乡里、领导的方法不一样。
田原：怎么不一样？
潘德孚：春天收入的，比方说小麦、马铃薯，这些呢，我主张不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那个高山顶上，到春寒的时候都会出狗牙齿。狗牙齿是什么？地上的水汽结冰，结冰呢，就把那个种下去的作物的根子拉断了，收入就很少，那就白费气力。但是领导要求种，他就把我开除了。
田原：听明白了，为什么从上学到工作不断被开除，就是因为领导说一你说二，跟领导不能保持一致。（笑）
潘德孚：（笑）现在那个村子里我碰到的朋友，那些农民啊，还说我过去说的都是对的。后来呢，开除了我又回家，当建筑工人，挑泥水、挑砖头，干了几个月，正好碰上大办钢铁，我就上钢铁厂去了，27块钱一个月。我后来成了小领导，组长。我这个钢铁炉出来的铁水最好，领导就把我留在那里了，当了房管员，干了一年呢，我是全市两名当中的一名先进工作者。那个时候是分房制，就是从有多余房子的人家里，把房子淘过来，分给没有房子的人。
我分房得也好，淘房子也淘得好。我做了一个全市的样板，是什么呢？把房子拿出来的人呢，都说应该拿。
田原：让大家高高兴兴地就把房子拿出来了。
潘德孚：对，我每天晚上给他做报告，教育他明天就是共产主义了，我们现在把这一点房子拿出来，算什么？我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又被开除啦。
田原：又开除了……
潘德孚：老的领导换了，新的领导来了，跟我又不好，他把我撤了，撤到畜牧场里去养猪。我不会养猪，就种菜，畜牧场也有种菜的。我跟他讲，种菜呢，你必须包干儿，大家都包干儿，他就干起来了。他又不给我包干儿，说我煽动群众的不良情绪嘛，又搞得关系不好。本来我都有报销的，我是干部呢……不给报了，我就回家，回家之后才学中医。26岁了。我就在家里自己学中医，念书、背书。
田原：终于书归正传。一个从小不爱读书的人。开始主动学习中医，那些浩如烟渺的书籍，这个拐点有点突兀。15岁从学校出来，摸爬滚打，很多行业都干过，折腾了10年，读者一定听着有疑问……从养猪场回到家，怎么就想到学医了？中医书从哪儿来的？
潘德孚：自己家里也有，我爸爸也是医生嘛。为什么学习中医？那会儿对于我来讲，到处都是领导，我就没有办法活了，没人要我，要了也没有用啊，我一直被开除嘛。后来我跟一个朋友商量，这个朋友现在已经死了，他爸爸也是个老中医呢，我后来跟他爸爸学，他爸爸提醒我，只有中医，拿一支笔就可以挣饭吃啊。
听进去，一下子启蒙啦，我就学习中医。在家里背书背了半年。《内经》《伤寒》，背是背了，以后就忘记了，我没有用到啊，后来背《方剂学》《药物学》《汤头歌》……我这个背书，实际上就像走马观花，我怎么背呢？先背《药物学》，22个类，有解表的药，有补益的，有理气的，22个项目先背下来，提纲契领嘛。这个背好了以后，这一类里有几样药，那一类里有几样药，我就背《方剂学》，一样啊，也是20多个目录啊，就把目录先背下来，再背《汤头歌》。现在我才知道分类学是一门科学。
我觉得这些书我都会背了，我可以当医生了，但是我怎么开药啊，一剂药开多少分量啊？看病就是像孙思邈讲的一样啊，念方三年，以为天下无病，以为什么病都会治了，但是一到要真正看病了，不行，什么药用多少，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开方看病？所以一定要找老师。我在老师那里学了一年，我就觉得自己可以行医了，可以赚饭吃了。（笑）
其实我在那里只学三个月呢，后来跟一个老中医，83岁，又跟他学了一年，但是这一年也是上午在他那里学，下午回来看病挣饭吃。老中医都是看内科病嘛，就是什么病都看，有人传，比方说胃病他医得最好，或者妇科病他最好，这都是传的呢。比方说我把人家这个癌症医好了，人家就传我很会医癌症。
田原：这一年，老中医都教您什么了？
潘德孚：也没有教什么，他也不讲，我就坐在那里，抄抄方子，一天抄50张方子。我自己在家念书，念好之后去他那里，《内经》《伤寒》啊，还有方剂学、药物学、中医学，就把这些学会了。
田原：都背会了才能到老师那里去。
潘德孚：诶，如果不到老师那里去，就是自己看看书，哪能写出来方子来吗？写不出来，剂量就没办法写。
田原：这其实就是传统的师带徒模式啊。没想到您一开始就正确无比啊。（笑）
潘德孚：但当时许多人都以为我做事喜新厌旧。
田原：别的事儿是领导说的算，看书，治病是自己说的算。
潘德孚：对，我那时候一天到晚都在背，坐在马桶上也在背。后来找老师嘛，老师好，我担心他不会教我，他83岁啦，是温州市唯一一个个体户。我知道他的名气，然后呢，我找一个亲戚，给他讲好。
田原：上午跟老师学习，下午去打工，晚上读书。
潘德孚：打工都零零碎碎，能赚饭吃的都干。还有朋友给我介绍病人，就赚一碗饭吃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忙着，一边挣口饭，一方面学习，我就把自己累坏了，一次发烧就变成胸膜炎了。开始跟感冒一样，发烧，我们没有去治啊，烧退了之后，胸腔这里就咕咕响了，去检查，就说这里是结核性胸膜炎。我没有钱去治啊。老师那个时候，也有许多受西医的影响，他觉得胸膜炎，医院去看，因为是结核病啊，还有一个，我也没钱去买药呢，于是我就住到未婚妻家里去了。住到她家里，她弟弟跟我很要好，我告诉他，每天晚上给我灸膏肓穴。我后来学针灸了嘛，刚开始学。大概灸了三个月。两边各灸三十炷，就好了，什么都没有了。再一个我每天都在外面干活啊，我在她家里也是每天出去看病啊，但是叫我看病的人不多呢，赚一点钱来维持生活，我给她家里还买点鱼菜啊，当伙食吧，这样过了一年多，我就结婚了，三十岁了，我老婆20岁了，但是结婚了在城市里生活不下来，你会行医也没有用，还得有牌照啊，我没有牌照，我反正是挣饭吃呗。大概是年吧。没有执照不要紧，我就去开山，当开山工。我觉得行医之后，我运气都好了，到那个开山的地方，我碰到了一个大病，整个诊所都治不好，我把他治好了。
这个人发高烧，他的舌苔很厚，我判断叫风食相挟。那时候都打青霉素的。他说打了青霉素还在发烧。我说你这个病打青霉素没有用，不信你量量看，他说刚才量起来是40度，现在量起来40度3。这不是没有用吗？
田原：烧到40度3，人会烧糊涂吧了。
潘德孚：不会，这就是错误的观点。他看我是一个开山工啊，他说你怎么会看病啊？他不相信。正好中午了，我就去吃饭了。过个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就来叫人了，说他已经高烧发狂了。发狂该怎么处理呢？退烧药都来不及，我说我针灸吧。我大概是有运气就在这里，我想到什么方法，什么方法就灵。
我说现在退烧的方法，最好是十宣穴放血，十个手指头放血。拿针挑一下，出几滴血，就好了。放了一只手，人就有点清醒了，放了两只手，他就睡觉了，不狂了。三个小时以后他起来呕吐，我说是好事情啊！这么一搞，整个村子都知道我会看病了，后来每个人生病都叫我来看，这个70户人家的一个村子，我看了65户呢。后来呢，几十里地的也有来找我去出诊。当时农村也没什么太复杂的病，不会像现在这样复杂，但是也有到复杂的了。
一个7岁的孩子，还不会走，爬都爬不动，他家住在一座高山，离我们这村子要40里山路，是个畲族，很贫穷。那么我就一路上山，一看，我就问，这医院里看过啊？医院看过啊，吃了药没有用啊。吃什么药？补钙啊。我书里写过这个病人，现在这个人他挺好的，大概有60岁了。
这个孩子当时什么毛病呢？天天拉大便，一天拉五六次、七八次，拉出来都是白色的。我先想用个什么办法好？诶，想到了，那个我们都没用过的，就是“割脂法”，把食指根部这里割开，去掉一点白色的脂肪，就好了。
田原：您在哪儿看到的这个方法？
潘德孚：中医杂志有记载啊。
田原：要割很深吗？
潘德孚：两个毫米吧。我从来都没有用过，而且这一辈子也只用了这一次。给他用麻药，普鲁卡因嘛，割开以后，慢慢地，他就能吃东西了，就不拉了。给他搞好了，我就回来了。
田原：您觉得割食指根这里的脂肪能解决这个孩子的问题，是什么原理？
潘德孚：解决肠胃问题，帮助肠胃吸收。就这么简单。我后来考证过的，这个方法是温州八字桥的那家人，祖传的小儿科，叫做割奶干，这孩子的问题民间叫奶杆子。那个方法就是专门治这个的。
田原：专治小孩子的消化不良。
潘德孚：对，就是婴儿消化不良。已经很多年了，在当地全用这个方法，很有效。
田原：民间古老的方法非常相似。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方法吗？
潘德孚：我不知道，但是呢，那个小儿科还在那里，我看是多代家传了。这个方法，我是从中医杂志上看到的，我没有直接看到温州八字桥的那个医生治疗，但是我知道。因为大家会传嘛。
田原：割开以后，要做好消毒，预防感染吗？
潘德孚：没有消毒，我只是给酒精、棉花，压一压，止血就完事。我治疗什么病胆子都挺大的。当时有感觉，就觉得这个方法对。脑袋里跳出来的。三个月以后，夫妻两个就把这个小孩子抱下山来给我看，能站能走路了。
田原：只割一次，挤出多少东西？
潘德孚：一点点，有两粒米大吧。而且杂志上写到它可以治许多病呢，只要是肠胃不好引起的，比如失眠啊，其他病啊，都会好。
用什么治病？——灵感！田原：村子里70户人家，有65户都找您看病，您就在这扎根，当医生了？
潘德孚：不，后来卫生局又来查了。
田原：又要下岗了……（笑）
潘德孚：（笑）对，我后来又回来了，回家，还是没饭吃，我就出去干车磨。那时候流行什么呢？就是做算盘子，就是算盘上那个珠子。上海大量的生产算盘，我们就给他提供算盘子。他们分开两个生产部门，一个就是打胚，木头要打成胚，打成差不多大小的珠子。先上大车，然后呢上小车，车成一个个圆的算盘珠子。这是两道工序，我就掌握第一道工序，带了五六个车磨的，给他们讲好价钱，就雇我们，就在山上住下来干活。这样呢，我住在那里差不多一年，我跟那些农民关系很好。
田原：他们会跟您讲很多民间的奇方妙法？
潘德孚：给我讲东西不说，他们知道我是医生啦，我都计算好的，比方说我一天能到条，我就打条，为什么呢？我有时候要出去看病，条够用了，就行啦。我到农村的时候，看病就自信，就有这种底气了，我会治病，什么病我都不怕。草药，针灸，放血，好像想到什么就是什么了，这很奇怪的。比如说我第一次治疗一个什么问题呢，尿撒不出来。我就怎么讲呢？我说你买两斤葱，放在肚脐上敷啊，用热水袋盖在上面就行。他就拉尿了。嗯，自己想出来的。别人没有用过，我也奇怪自己。我在那个青田做村务的时候，碰到一个肾结石，年轻人，28岁，痛得要死。我给他针灸，这样止痛止不住，那样止痛止不住，后来我想想，肾结石，该怎么办？夜里已经快要11点钟了，那条山很峻的，又不可能抬下山来治。然后我又开始想，我用尽办法，针灸止不了痛，止痛药也止不了痛。我想想，突然跳出来，我问你家里有盐没有啊？他说有啊。我说你炒两斤盐，包起来就摆在肚脐上烫，热敷，嘿，敷上去就好了。我只是认为呢，石头向下走，走不动的时候不是刺激吗？刺激他就痉挛，痉挛了才疼痛嘛。
田原：大葱啊、盐啊，很多民间中医用来通阳救急，有引发您对疼痛的思考？您书里有不少单方，还有一些小方子、救急的方法。
潘德孚：没有，那会儿就是见招拆招啊。后来书里的方子都是我自己用到的，用了以后，我再把别人的东西凑进来，比方说疱疹，我专门用仙人指甲，就是凹叶景天，这个药我家里有种的，用白酒浸泡一夜，用棉花、纱布蘸上，贴在疱疹上，几个小时就止痛了。大概是农村里什么人跟我讲的。
有一次最有意思的，一个农民跟我讲，老潘，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叫“贼药”。我说什么叫“贼药”？他说贼被人家打伤，就用这个药。我说我看看究竟是什么药？就是醡浆草。
醡浆草怎么用呢？他说活血用啊，打伤的，就用这个药。诶，后来一次有机会，用上了。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我哥哥在临海，我在温州呢，我哥哥是保守派，给造反派抓去打伤了，伤得很厉害，给我发电报，我收到那个电报呢，就上临海去了。到了一看，医院里，躺在病床上，爬不起来了。那个地方啊，医院还是造反派的地盘呢，我说必须出去。但是车站里又是造反派的大本营，这怎么办呢？我想必须要走啊，坐船！坐船也得走到船渡口啊，那么必须马上给他止痛。用什么药啊？哦，想起来了，就用贼药啊，醡浆草。我就去山上去抓，抓了一篮子醡浆草来，捣碎，把汁子榨出来，然后叫他儿子，你撒尿。童子尿，倒进去，我说拿上去给他喝，你就说这是草药汁。一喝下去，下午两点钟就起来走了，三点钟我们坐船到黄岩，租了一辆自行车，黄岩从渡头到县里可以租车的，在那里租了车，就骑到县里，坐汽车回家。诶，这个东西真好，我只使用过一次呢。
童子尿也是想出来的，尿就是很好的药嘛，实际上就是活血止痛的，而且非常灵。也是一辈子就用过一次。
田原：27岁开始看病，就这么一直看下去了？
潘德孚：一直看下去。过去我一直就免费给人家看病，看到文化大革命，那也没有几年，后来，有一个人，医院的主任医师，他自己在卫生局工作，我爸爸对他一家人很好，他很感恩，就给我安排到一个国营工厂当厂医了，那时候已经快30岁了，经验丰富了一些，城里面看病必须要懂西药，我西药慢慢也都会了。实际上只要会消炎就行了，会打针、会扎葡萄糖就行啦。
那个时候碰到的是什么病，你都不知道啊，他到你面前了，会脑袋里跳出一个办法，比方现在想开药方也一样，也是跳出来的。
田原：我也采访过这样的人，他说我会慢慢相信自己的感觉，那个灵感一下就出来了，而且一个人生了病，在他的生活环境中，一定有治他病的东西，但是你得有这个灵感。
潘德孚：我很相信。我在老师那里学习第三个月的时候，我的哥哥发电报来，说我的嫂子得了脑膜炎，我们兄弟俩关系很好的，他只有37块5工资的时候，还要每个月寄零用钱给我，他养我养了很久。后来呢，我当农业社会计的时候，他每个月都给我10块钱，几乎是他自己零用钱的一倍。那么嫂子有病了，我当然得去。当时我在老师那里只学三个月，我第一张方子就是给她开的。但是方子开出来呢，我哥哥不敢用，我嫂子的脑膜炎很厉害的。但是我认为这个病我会治啊，这个药方开出来一定有效啊。
田原：开的什么方子还记得吗？
潘德孚：叫做增液承气汤，这是《温病条辨》里的方子，就是说大便很干燥，拉不出来，叫作热结旁流，就是说里面很干燥啦，这叫增液行舟。我一看就是这个病啊，口很干，大便拉不出来。我哥哥说大便已经拉了，我说拉出来的都是水啊，她热结都没有拉出来啊，持续高烧三天不退啊。后来到了晚上，我哥哥很谨慎啊，他去问那个主治医生，主治医生说中药不好用的！他就这么否定了。我嫂子到晚上的时候有点胡言乱语了，我一看这种情况，我说你马上去买药，牛黄清心丸。那时候牛黄清心丸很便宜呢，三毛钱一颗，他就去买两颗，吃下去，好了，不胡乱讲了，清醒了。我哥哥第二天起来都不理那个医生了，就马上去买药煎起来给她喝，喝下去到了下午三点钟，排便，七点钟，退烧，没事了。
所以我的嫂子一直对我非常好的，一直都很相信我的。
田原：您的这个“有感觉”，是药书背得好？
潘德孚：不是，它跳出来的，我们实际上也记不住这么多东西。紧急的时候，我都会跳出来的。
田原：有没有刻意培养自己这种灵感？
潘德孚：没有，好比就是天生的，因为对中医来说，每个病都是特殊的。跳出来也要对一对，是不是这个证，是不是一定有用。自己对自己非常自信，就这样。尤其你看我治胰腺炎，那个人是我工友的姐姐呢，医院住了三天，医不了，肚子胀起来，我说这个得用大陷胸汤，很厉害的，我这辈子就用过这么一次。
田原：这种特殊的悟性和灵感，不是随便哪个人都有的。
潘德孚：那当然，我想出生命的定义，对我来说，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了。
田原：可能您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人，成医的过程也很特殊。
潘德孚：这就叫天资，天赋，我们就有一种责任感。
田原：（笑）给自己找好定位了。您怎么理解这个天赋？
潘德孚：好比说本来就有一种天赋，你的整个人生过程，又造成了这种天赋的成熟，逼你出手。
田原：似乎有一种生命的本能，又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推着你往前走。
潘德孚：我们中国人太多了，必然会产生一些特殊情况，他再把那些东西记录下来。
田原：您觉得自己是特殊的人吗？
潘德孚：不是特殊的人，我跟大家一样，只是我在这个方面有点特殊。你想我这样常常被开除的人，有吗？（笑）
田原：那是您的思维所决定的，您是不容易被同化的人，总是个“异己分子”。（笑）
潘德孚：对，我总是个异己的。比方说，我想出来的一些新概念，都是好比跳出来的。
田原：跳出来之后把它揪住了，然后把它扩展开了，讲明白。
潘德孚：把它系统化。
田原：作为一个有深度思考的中医人来说，您的眼光没有疆域，生命的外延很广阔。
（未完待续）
福贵在这这是一次尤为珍贵的访谈。
如果你不明白什么是病，那你怎么会懂什么是医呢？
也许大爱无声，也许大医无形。
其实对待疾病就像面对人生，总是乱花渐欲，总是波澜起伏。
但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抓住自己。
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也是最应该做的。
抓住自己，相信自己。
祝大家周末愉快！
特别注明，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