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与传染性疾病的防治
此次武汉新冠状病毒疫情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里的野生动物的非法销售有密切的联系。野生动物缺乏检疫制度，且携带大量未知病原体与人类的密切接触带来了较高的公共卫生风险。本文认为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农牧业的技术进步，现阶段野生动物在我国已不具备实际的实用价值，而更多应被视为一种生态功效，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保护性开发和利用野生动物资源，既是对公共卫生安全的负责，也是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生态的保护。本文认为防治来自野生动物的传染性疾病需要建立健全完善的动物防疫机制，确保野生动物资源的合法有效地保护性利用以及加强对自然环境资源的保护，同时转变社会观念与风气。
如今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远离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城市地区，但野生动物与人类社会仍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野生动物的肉产品，皮毛以及含有野生动物制品的药物在城市地区流通，这既导致了野生动物数量的锐减，珍稀动物的灭绝，也给城市的公共卫生治理带来系统性风险。通常来说，野生动物资源的使用主要出于三种动机：
1.将野生动物作为一种廉价易得的
蛋白质来源
将野生动物视为一种廉价蛋白质来源的情形一般适用于经济与社会条件较为落后的地区。例如，在对于居住在中非的人来说，他们日常所摄取的80%蛋白质来自于野生动物。根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于年在埃及沙姆沙伊赫第十四届会议上审议的《可持续野生动物管理草案》，在秉持可持续的原则下，联合国亦尊重部分国家土著居民对野生动物肉制品的需求。但这一情形并不适用于中国当前的国情，在年中国人均肉类产品消费量已达到62公斤，已不再需要野生动物的肉类作为一种农畜肉类替代产品，而对野生动物的肉类需求主要来自于传统的社会迷信与猎奇心理。
2.将野生动物作为一种经济来源
野生动物作为经济来源主要是通过销售野生动物的肉制品，皮毛与制造含野生动物成分的制品来获得利润。其中，将野生动物用于传统医药是最为常见的模式。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称，在发展中国家里，目前仍有80%的人曾使用或正在使用传统药物。即便在年《中国药典》删除了犀牛角与虎骨且年世界中医药学会发表声明呼吁停止虎骨在中医药中的使用。但近年来，对含有野生动物制品的中药的需求仍有增不减，许多中药从业者认为这些野生动物药材是不可替代。但事实上，绝大多数野生动物制品的医疗效果并不明显。年，罗氏公司发表文章，证明实验表明犀角对退烧、镇痛、消炎、解除痉挛、利尿和杀菌均无效。年，伦敦动物学会重复了罗氏药厂的试验，仍然没有发现有何效果。年的归真堂“活熊取胆”事件也让公众意识到了工业化提取动物制品的非人道性。因此，减少野生动物制品的使用或寻求替代产品是未来传统医学应当发展的方向。
3.食用野生动物作为一种社会文化
在中国南方地区，食用野生动物一直是一种流行的社会文化。虽然自年SARS疫情过后，野生动物的消费短暂遇冷，但SRAS并未改变南方地区食用野生动物的社会风气。但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在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几乎一半的广州居民在调查前十二个月中曾食用过野生动物。本次，武汉-nCoV疫情的产生与扩散也与这种“野味”的销售有着密切的关联，无数案例已经证明食用野生动物伴随着极高的公共卫生风险。
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密切接触给社会带来了公共卫生风险。在此次武汉疫情之前，年内蒙古地区也曾出现因食用野兔而感染腺鼠疫的案例，但这例案件似乎并未引起公众对野生动物作为潜在疾病传染源的重视。近年来，大多数人类新发流行病都是人畜共患并由野生哺乳动物携带的病毒引发，如HIV、Ebola、MERS和SARS。从年到年间，新传染病中60%是人畜共患病，其中70%是人类直接接触野生动物而感染的疾病。且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原体数目极多，包括本次的武汉新冠状病毒在内大多数为人们未知的病原体。这些疾病向人类的传播主要由于两个原因。
首先是人类主动猎捕野生动物，以获取野生动物的肉类或皮毛。与野生动物主动直接接触，包括狩猎、屠宰和饲养宠物，可能导致疾病传播，对个人和社区的健康都有潜在的严重后果。在狩猎和屠宰过程中微生物的跨物种传播与人类爆发猴痘和埃博拉以及感染猴泡沫病毒和灵长类T细胞嗜淋巴性疾病有关。例如，在狩猎过程中，如果猎人有开放性伤口，特别是手和前臂或躯干在携带流血尸体时，个人有可能受到活捉动物的咬伤和抓伤以及进入血液的动物血液的伤害。从事屠宰的个人在剥皮、打开体腔、切除器官和切肉时与动物的血液和体液接触。它们有可能通过开放性伤口或刀伤和骨碎片感染。
此外，自然环境资源的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缩减也导致了人类与野生动物接触的频率上升，人感染动物携带的疾病的几率增加。在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地区流行的亨德拉病毒与立百病毒与其宿主果蝠的自然栖息地缩小有关，使其离开原始栖息地并移居至人类活动区域造成疾病的传播。这种高生物多样性调控疾病发生现象也被称作生物多样性的稀释效应。
防治与野生动物有关的传染性疾病，减少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原体向人类的传播，第一需要建立完善，公开，透明与严格的防疫制度与野生动物管理制度。严格遵守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禁止野生动物肉制品在市场上的销售与食用。由于此次武汉疫情的严重性，且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与年的SARS类似，都与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和食用高度相关，中国环境报社等四家单位发起禁食野生动物立法建议。
其次，防治野生动物传染性疾病需要转变社会公众对于野生动物的观念。传统的食药进补观念导致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对野生动物肉制品有着畸形的需求，珍稀野生动物因其稀少和珍贵性成为人们猎奇食用的对象。同时，传统的公众观念中还迷信于野生动物具有“天然无公害”的属性，认为常见养殖牲畜可能存在使用激素等不健康状况。但事实证明，人工饲养的牲畜与野生动物在营养上没有差别，而且经过检疫的合格肉产品比野生动物肉制品更加卫生可靠。树立公众对野生动物可能存在的卫生风险意识，转变对野生动物肉制品的畸形需求是减少野生动物给人类社会带来公共卫生系统性风险的重要环节。
最后，防治来自野生动物的传染性疾病最需要的是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保护和培育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让野生动物回归自然环境既是对自然资源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性开发，也减少了人类与野生动物的不必要接触，减少了来自野生动物的疾病向人类传播的可能性。
作者：崔文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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